八斗起义夭折的原因，除了敌我力量悬殊，白色恐怖严峻等客观因素外，直接因素大多指向了一个品行不端之人——汪犬尒。因他引路，才使得即将集结的红军队伍仓促应战，寡不敌众，领导核心成员均遭捕杀，八斗起义遂夭折于摇篮之中。然而，根据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以及实地初步考证，发现致使起义失败的直接因素共涉及三个人，他们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1930年农历正月中旬，红军第二团骨干20余人始驻于储家八斗水口储全章家，同年农历二月初八公开活动，戴袖章、挥红旗、贴标语、缴枪、封仓、“下票”，斗争的矛头指向地主剥削阶级。农历二十四日，封了大地主王励精家租稻仓库(稻未挑走)。王励精是潜山北门黄山脚下人(今属天柱山镇林庄村)，又名王诚，是个告老还乡的士绅。他有一担多种计二十八担稻租的水田在今五庙杨畈村王桥组至吴屋村组境内(一说是王氏公堂稻租)。佃户是吴仕周，仓库就在他家，每年都是第二年做清明时交租。吴仕周不想缴稻租，借红军封仓之名乘机转移了稻谷私藏，还立马派人送信到王励精家谎报称：“五庙红军游击队已将稻谷挑走。”王励精无暇辨真伪，立即到县政府告状，说五庙起了红军，把他家的二十八担稻挑去吃了。伪县长崔澍龙接报后，“即密令驻水吼岭之第二区队萧祯祥，就近密往兜剿”(《民言报》语)。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晨，水吼民团为遮人耳目，化妆成余姓祭祖的族众直奔八斗。因天未大亮迷了路，恰好碰到了在外鬼混、夜不归宿的汪犬尒，他熟悉地形，带路避开了岗哨，使得民团将红军第二团围得密不透风。战士们虽奋力抵抗，因寡不敌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终被腥风血雨无情浇灭。

  大地主、大士绅王励精，本是剥削阶级的代表，是革命的对象;伪县长崔澍龙、萧祯祥之流，本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与广大贫苦农民不共戴天。他们告状污蔑、派兵镇压革命红军，是其阶级属性决定的，无须赘言。可悲的是吴仕周、汪犬尒，他们本是革命团结、保护的对象，因愚昧无知，小农意识作祟，他们的介入，酿成了不可饶恕的惨案发生，不仅自己变成了革命的罪人，还葬送了八斗起义。吴仕周为一己之私侵吞租稻，假传信息，嫁祸红军，是真正的告密人，是整个事件的肇事者。汪犬尒只因参加红军未被收纳，为泄私愤，出卖良知，甘为鹰犬，带路围剿红军，是制造事件的帮凶，极为可恶，与刽子手无异。故潜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缉拿汪犬尒，为天宁寨牺牲的烈士报仇雪恨。

  1939年元月，王励精因替族氏出头硬扛抗日捐税，被时为桂系的区寿年军长的部下杀死，刚过50岁。吴仕周因私吞王氏公堂稻租，或是分赃不均，触犯了统治阶级利益，于1930年7月被国民党民团枪杀，同时还搭上了他的弟弟的性命。

  或许是天意，捕杀汪犬尒很有点戏剧性。天宁寨惨案发生后，汪犬尒自知罪孽深重，心神不宁，到处躲避。一天被从天堂(今岳西城关镇)回家名叫马晓舟的红军战士碰到了，他认出汪犬尒，也知道天堂大营(红34师)正在派人捉拿汪犬尒，但想不到在路上居然碰到他。为稳住汪，便与其攀谈起来了，说：“犬尒，你长期做贼没落到个好名誉，你好似去当红军。”汪说：“我是想去当红军啊，可惜没有人介绍哦。”马晓舟立即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于是写了一张便条叫他交给胡绍瑗，并说胡是红军里说话管用的。汪不识字，高兴地揣着纸条找到了胡绍瑗。胡收到纸条看了内容，正色问道：“你就是汪犬尒?”汪怯生生回答：“我就是。”未等话说完，胡绍瑗立即叫一旁的赤卫队员程在祥将汪犬尒绑了，当场宣布：我代表潜山县裁肃委员会判处你死刑!随手就一枪将汪犬尒击毙。“带路”小丑终于落得应有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