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采访之余，我来到主城区百余里之外的江津，拜谒陈独秀旧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是家破人亡——两个优秀的儿子(同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牺牲后，陈独秀的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玉莹都因悲伤过度而陆续离开了人世。

　　陈独秀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流落重庆，在江津的鹤山坪安顿下来，清苦自持四载，最终在穷困和孤寂中客死在这异乡的土地。陈独秀旧居离城区尚远，蒙蒙细雨中车子在泥泞的盘山道上九拐十八弯，终于停在半山坡上一座石墙围合的院落前。

　　这是幢青竹环抱的三进平房，占地约五亩，围墙由一块块巨大的条石砌成，故被称为“石墙院”。1990年代，江津区政府出资把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居民陆续搬迁出去，整修后将其辟为“陈独秀旧居”。我一遍遍徜徉在这冷清安静的院落里，沉思，怀想。陈独秀避难到重庆前，他的世交好友邓仲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伯父)在江津开了一家诊所，邓力邀独秀先生来他家居住，但邓仲纯的悍妻却担心受陈独秀牵连而拒客于门外，进而恶语相向。陈独秀写给三子松年的信中也如此记载：“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一生傲气的陈独秀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陈独秀致松年信)幸有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名声，盛情邀请他来位于鹤山坪的祖屋石墙院居住，因担心陈独秀无功不受禄，杨学渊就以修订杨氏家谱、整理先人遗稿之名相邀。江津邓氏家族也慷慨伸出援手。

　　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反满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老子党”，反法西斯，反“托派”……八次被通缉，五次坐监牢。1937年最后一次获释时，已是一身疾病，心上有“无数伤痕”的老人。

　　他去往何方?去延安?不能!出狱流落到武汉后，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出面，让他写份书面检讨，就可重新安排回中央。陈独秀傲然答道：“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去苏联?不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命令陈独秀到莫斯科反省，陈独秀坚拒：“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

　　应邀到国民政府做高官?“蒋介石杀害了我的许多同志和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这样答复奉蒋介石之命来拜访他的戴笠和胡宗南。回家乡落叶归根?安庆已落入日寇的铁蹄。是江津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陈独秀，“何处乡关感离乱?蜀江如几好栖迟”----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在江津的石墙院里这样抒怀。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抱病写下《小学识字教本》这部近代史上的文字学杰作，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作者注：小学指文字学，类似于《说文解字》，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小学)。他也为外面的书馆编书，挣点稿费糊口，“馆中倘能信任，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陈独秀致台静农信)但生活实在太艰难了，“家徒四壁，只有几张破桌椅和耕种生产的一堆土豆。”(《包惠僧回忆录》)在给四川友人杨朋升的信中，陈独秀多次写到：“一年半前……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受不了……弟尤为困难”，“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宁可典当度日，也拒绝达官显贵们送来的钱物：“我不要你们的救济。”而面对北大同学会寄来的三百元钱，他“且感且愧”，面对共产党旧部拿出的一百元钱，他热泪盈眶：“这些钱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遗孤。”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奋笔写下多篇政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在这个院落里，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最后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