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1日下午2点半，《晓天歌行》在安徽省徽京剧院拉开了序幕，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现代徽剧。
　　故事的原型是安徽肥西县张家四少爷张璋。张家在晚清时期赫赫有名，两广总督、淮军第二号人物张树声威震四方。来自这个家族的“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这几年更是吸引了无数世人追捧的目光，被誉为“最后的闺秀”。然而，提到同时期张家的革命烈士张璋，除了肥西县外，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张璋是父亲的四表叔，原名张鼎和，曾化名张晓天，生于1906年，是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他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曾就读于广州黄埔军校；他还考上了辅仁大学化学系；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曾担任过左联第一任执委。因为搞革命，他一生被当局抓过五次。
　　他为人善良热忱，每当有同志遇到经济困难，或刚出狱衣食无着时，他都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
　　1930年代初期，他因搞革命和张家主事者闹翻，全家重回合肥，我父亲对四表叔的记忆大多是来自这个时期。那时父亲大约六七岁，随父母住在合肥南门，四表叔一家也住在南门，和我祖父家步行大概十几分钟。四表叔的妻子和祖父同属安徽肥东县六家畈的淮军将领吴毓芬的孙辈，所以我父亲一直称四表叔的妻子吴昭毅为五姑。
　　四表叔个子很高，相貌英俊，风流倜傥。五姑眉清目秀，温柔恬静，勤劳节俭。四表叔有时带着全家来玩，但更多时候是他独自而来。革命工作使得他常年一个人在外奔波，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还常常忍饥挨饿，他有时会到我祖父家“蹭饭”，每次他来，都会受到祖父一家的欢迎。在我父亲这些小孩子们的心中，四表叔绝对是一位英雄，他进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日本人的牢房，有次居然还从被关押的戏楼上逃脱了。
　　四表叔个人魅力十足，他不止俘获了孩子们的心，他那四个风华绝代的嫡亲堂妹同样为之倾倒。在合肥四姐妹的眼里，爱穿西装爱喝咖啡的四哥不仅是位英俊的美少年，还是一个乐观的革命者。四姐妹中的张允和，在《回忆四哥鼎和二三事》一文中这样描述：“记得（20世纪）30年代初的夏天，苏州张家九如巷里忽然天外飞来了四哥。我们小姐妹兄弟欢呼四哥大人的到来。那时我们幼小的心里，把四哥作为我们张家的英雄。”
　　张充和与周有光结婚后，住在上海西区水和里弄堂。她描述说：“有时候四哥来看我，从容不迫地提了个小皮箱，一直跑到我三楼，把箱子放在我的床底下。他悠悠地走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他走后的晚上，我打开箱子一看，全是共产党的宣传品。他常来，向来没有在我家吃过一顿饭。神出鬼没的，来无踪，去无影。”
　　四姐妹的大弟张宗和也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四哥，宗和感叹道：“他的始终如一的精神，总是可佩服的。”“我们都佩服他这样的精神毅力，能刻苦耐劳。但是，我们又都可怜他，觉得他这样的干下去，一定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四姐妹中的张兆和，和四哥的关系最好。1936年她曾在上海的街头，和四哥有次意想不到的巧遇。四哥在合肥入狱获释后，只身前往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当时的掩护身份是黄包车车夫。有一次，他拉着一位客人到了目的地，客人刚下车，有位小姐紧接着匆匆上了车，他没有细看，拉起车就走。走了一段，忽觉不对，回头一看，所拉的客人竟然是兆和。他立刻收住了脚步，站在她面前。兆和发现车子突然停了，不知为何，开口欲问，忽觉对方有些面熟，定睛细看，认出了一身车夫打扮的四哥。两人旋即爆发出一阵大笑。四哥没客气，立刻让兆和下车，要她坐别人的黄包车回家。兆和也很体谅，还主动笑问：“要不要钱用?要不要衣服穿？”
　　四表叔自赴上海之后，就再没回过合肥，父亲他们也就再也没见过他了。1936年夏，四表叔从上海刚抵安庆就被捕入狱，秋日，他英勇就义。
　　时光荏苒，四表叔牺牲81年之后，2017年的一天，一批民国年间的狱中书信在安庆重见天日，主要写信人正是父亲的四表叔张璋。书信的发现者张庆先生在懒悟艺术馆举办了“信念如磐——张璋烈士遗书展”。凡看到这些书信的读者，无不被信中传递出来的亲情所感动，被真实的人性所打动，被一个人面对死亡的从容所震撼。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信件，人们仿佛看到了1936年夏秋在安庆监狱里和刑场上所发生的一幕幕……
　　安庆饮马塘看守所的牢房，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汗味、霉味，蚊子、臭虫、虱子不计其数。黄米糙饭，用白水煮的几片叶子缺盐少油，且一天只供两顿。坐牢不久，四表叔患上了疟疾兼痧痢，病势凶猛，每夜烧热，全身无力，下不了床。同室难友沙大法及时伸手相助，替他端水喂饭，这才让他渡过难关。大病未愈，身上的钱用完了，只好写信向母亲和亲友求援。他为人仗义，了解到沙大法家境困难，便在弟弟张枢和汇来的六元钱里，拿出一元分给了这位难友。
　　以往他每次身陷囹圄，亲人们都要在外为他奔走跑关系，每次他都被成功地保释出来。而在每次逢凶化吉之后，他照例仍以革命事业为己任，义无反顾。这次他被抓后，没有过庭，没有受审，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虑和不安。他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信件，他给在杭州等地的亲人们写信，除了通报近况外，还让家人通过他旧时的同学、朋友来疏通关系。看守吴纪林是个诚恳的年轻人，对他很照顾，并帮他向外传递信件，打探消息。他自认无以回报，就一再拜托在浙赣铁路局工作的姐夫，替这位看守在铁路上谋一份差事。当得知事情已基本办成，他还特意叮嘱姐夫以后对待人家一定要像对他本人一样。
　　由于此案为特别要案，在外的亲人们不惜到处花银子托关系，多方营救，就连我的祖父母都为此事赴南京找人。在大家竭尽全力营救下，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总算把他定成无期，然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核准时却没有通过，军事法庭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裁决为“就地枪决，立即执行”。
　　10月22日（阴历九月八日）中午12点10分，警备部的军警将他戴上手铐脚镣，从饮马塘看守所提出。死亡突如其来，他表现得异常镇静，临出门时，恰巧看守吴纪林站班，他立刻停下话别：“老弟，我们恐不能再见了。”并托吴纪林捎话给母亲，以后的生活，只能依靠六弟和大姐了。到了警卫署，他从容地在香烟盒上写下几句最后的遗言：“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
　　荷枪实弹的军警押着他，沿途经过孝肃路、黄家狮、小栅子，最后来到东门外。一路上，他毫不畏惧，高唱“国际歌”，视死如归。行人见状，均为惋惜，甚至连军警亦叹息。离刑场十几步时，他停下脚步，要求抽一支烟。一位军警掏出一支香烟，掰成两半。他见了，调侃道：“我已将死，汝等何惜一支烟？”那人只得递上一支整烟。淡淡的烟雾中，他极为冷静地提出了几个具体条件：第一不跪下执刑；第二派人到二表姐家送信，买一副较好的黑漆棺材；第三身上衣服留着送二表姐处作纪念。
　　行刑现场有个小坡，他因戴着镣铐，行走不便，士兵用足蹬他，他目光如炬，声音坚决而又不失礼貌：“请你就干吧！大丈夫男子汉是不跪的！”砰一声枪响，子弹从脑后穿过前额，人倒地。数分钟后嘴唇尚动，又被补枪。就这样，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安庆这块古老的土地，他以30岁的年轻生命，浇铸了共和国的丰碑。
　　张璋牺牲后不到两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国共两党结为统一战线，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下令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
　　在安徽肥西县紫蓬山的苍松翠柏间，有一处环形墓冢，庄严肃穆，墓碑上有六个苍劲的大字“张璋烈士之墓”。张璋就义后，长女张以瑛为了纪念英雄的父亲，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张小璋。1990年，张小璋将母亲吴昭毅的骨灰迁至紫蓬山与父合葬，并立碑纪念。2019年，安徽卫视精心制作了纪录片《紫蓬山》，在“故园”一集中，用镜头详细记录了张小璋回乡给父母扫墓的经过，及张璋烈士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